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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顾耀文：照澜闻驴

西湖十景中有“柳浪闻莺”，在柳色如烟，水色连天的西湖岸边，柳枝迎风，莺歌燕舞，好景致也。

“长生殿”里有“剑阁闻铃”，写唐玄宗流亡西川，蜀道之上，“冷月凄风扑面迎，峨嵋山下少人行，逍遥马驮唐天子，龙泪纷纷泣玉人。”听凄风苦雨敲打着檐前铃铎，写的是心境。

在清华五年多，有些情景也如雪上留痕，印象深刻，终生难忘，这里说的“照澜闻驴”即其一境。

清华园二校门外，隔一条河过桥即是“照澜院”，那是一片旧式平房，青灰色砖墙有棱有角，很少“呲牙咧嘴”，在几棵槐杨树巨大的华盖之下，绿树成荫，暗香浮动，静谧安祥。当年“大右派”钱伟长即居其间。与“照澜院”隔路相望的是清华园里最大的“购物中心”，也是一圈灰色平房，在气质上比对面的要弱几分。日用百货，文房四宝，付食点心，烟酒水果，布匹衣衫应有尽有。更有一家小餐馆，花五六角钱可享用一碟“木须肉”“宫保鸡丁”之类的小炒，这在当年也算得一份奢侈，五角钱顶一天的伙食费。那时每需购置生活用品就奔“照澜院”。

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，成片的杨树林把灼人的阳光劈成碎片，少了气焰，弥漫着一股懒洋洋的气场，树梢上飘来阵阵蝉声，催人“情思睡昏昏”。我从“购物中心”出来，忽听得几声“嘎嘎”之音，疑似马车刹车之声，继而声音越发宏亮，成一种大喘气似的抽泣，再后便号啕起来。寻声望去，只见绿荫下停着一辆大车，声音是拉车的毛驴发出的。只听那声，时而高亢，时而低徊，声声叠起，连绵不断，余音回荡，绕树三匝，令听者动容。心里纳闷，这驴有何委曲伤心之事，发如此悲声，哭得凄惨？听得人心倍感凄惶。

我是江南人，自小生长于城市，在南方很少见驴，更没听过驴叫。回到宿舍，心中仍放不下那头苦驴，对同学说，“照澜院”前有头毛驴，不知何故哭得实在痛彻心腑。听者皆一脸茫然，偶有北方同学说“是驴叫吧？”我说：“不，分明是号啕大哭，且有声有色！”

数年后，在秦岭山中，每常见到驴车，也听得驴叫，但多是稍试即止，再没有那么撼人心魄的。

及后，读“世说新语”，居建安七子之冠冕的王粲（字仲宣），四十出头即英年早逝，魏文帝曹丕亲临其丧，顾语同游曰：“王好驴鸣，可各作一声以送之。”于是赴客皆作驴鸣。我因听过照澜驴鸣，对曹丕的哀悼方式不但不觉其怪，反叹其高明，真名士自风流也！几近国葬级别的追悼会上，与会者作一片驴叫声，向逝者作别，何其恢宏，何其热烈，何其感人，心中之悲宣泄何其彻底！成为当年文坛一番风景，驴叫作为哀乐实当之无愧，那是何等的创意和想象力。

据太史公文章，“鸡鸣狗盗”不入流，按“世说新语”，驴叫能上古人大雅之堂。魏晋乃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具贵族气质的时代。

王粲过后又一个甲子，天下已成西晋王朝。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（名武子）去世，生前好友孙子荆去吊唁。孙也是才高气傲之辈，唯雅敬王济，“武子丧时，名士无不至者，子荆后来，临尸恸哭，宾客莫不垂涕，哭毕向灵床曰：‘卿常好我作驴鸣，今我为卿作’。体似真声，宾客皆笑。”

看来，当年名士才子学驴叫是如同今日之卡拉OK一样时兴的。也许是唐朝柳宗元作“黔之驴”后，使好驴鸣者自惭形秽，失了底气。其实毛驴吃苦耐劳，自古是经济实用型的代步座驾，从张果老到阿凡提，从农村老太太到小媳妇，都以驴代步，虽不如宝马良驹风驰电掣之威势，却有平和悠闲之潇洒，毛驴本非虎狼之辈，就是有点倔脾气，对中原百姓精耕细作的农业生活奉献良多，不知柳氏因何苛求作贱之。好在人心自有公论，如今野旅爱好者自命“驴友”，网上大容量下载软件有“电驴”，驴的形象又回复正面。有时忽发奇想，为何不将驴鸣引入卡拉OK曲目，使那些五音不全者既能发泄一番，又免众人听觉受罪，岂不两全其美？

“照澜闻驴”在文革前不足一年光景，冥冥之中，是否建安名士已予感中华文明将有一场空前浩劫，而假托鸣驴予显其哀哉！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顾耀文 2009年10月

 顾耀文：闲话厕所

缘起

        最近事多，好一阵未上“清华校友网”了，前日有闲上1963社区浏览访友，有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之感。社区在诸多学兄精心护呵之下，越发生动有趣，有叶公之小河边的浅尝辄止，悲欢离合，有自茂兄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再接再厉的俄罗斯游记，其中谈厕所一篇引来多篇跟贴，图文并茂，看得心动手痒，也来充当“逐臭之夫”，闲话几句。

      厕所者，虽藏污纳垢之处，亦五谷轮回之地也。不登大雅之堂，洁癖者多嫌之，厌之，却无一日可离之。食则有便，饮则有溺，每日晨起，芸芸众生，无不趋之。有禅师论禅，一言概之曰“干屎撅”，厕所竟也有禅意。

南朝人刘义庆编写的“世说新语”是一本专述魏晋时期士大夫言行风貌的书，其中也有众多世态“八卦”。很多典故，成语皆出于此，如“东床快婿”“柔肠寸断”“屋下架屋”“七步成诗”等等。其中讲到东晋大将军王敦，出身世家，尚晋武帝司马炎之女襄城公主，官拜驸马都尉。虽出自名门，王敦年轻时仍是个“乡巴佬”，当驸马爷初入帝王家，即遭遇“时尚”，在厕所里出乖露丑。书中记道：“王敦初尚主，如厕，见漆箱盛干枣，本以塞鼻，王谓厕上亦下果，遂食至尽。既还，婢擎金澡盘盛水，琉璃碗盛澡豆，因倒着水而饮之，谓是干饭，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。”

      进了皇家厕所，看到塞鼻除臭的干枣，以为如厕也有另食吃，一扫而光，出来还把洗手水泡澡豆当面茶喝了。用干枣塞鼻除臭，我总觉匪夷所思，与掩耳盗铃相类，鼻子塞住了，秽气不从口而入？或许干枣也有活性炭之吸附功效？把洗手水当茶喝可以理解，八十年代初到广东，酒桌上吃“白灼虾”，服务生会送上一碗茶水，是洗手去腥的，当初就常有人当茶水喝了。澡豆是以豆研成粉，加以猪胰，皂角，香料而成，古人的肥皂，作洗脸，净手，浴身之用，据说是从印度传入，属比丘随身十八物之一，魏晋时期刚时兴起来，所以王敦不识。据称唐宋时嘲笑人“土”就说人“不识澡豆”。清朝时国人还在用澡豆，红楼梦里写的“桂花蕊薰的绿豆面子”即指澡豆，如今现代人又“不识澡豆”了，是土耶？洋耶？可见“土洋”之虚幻。

      这位王大将军虽土，却非常冷酷无情，有一次大富豪石崇请他哥俩赴宴，席间有三陪小姐劝酒，如果劝而无功，非但小费没有，还要拉出去砍了。王敦酒量不差，可就是不喝，“舍命陪君子”一连砍了三个小姐，香消玉殒也不为所动，出来后说“他杀他家的人，关我何事！”二千年过去，华夏大地声色犬马依旧，如今交际场上喝酒，仍不乏恶劝之法，嬉笑怒骂，无不用其极，非把对方放倒不算尽兴，虽然没再砍人，但也有因公喝死，真成“醉鬼”，成为“烈士”的。

      中国民居，江南一带在引入抽水马桶之前，多数使用木制马桶。不同于北方四合院设有“茅房”，内有坑位。江浙民居只备有马桶置于内室，男士们用马桶小解很不方便，一是不易瞄准，会溅污马桶圈，二是不能用屁股及时封住，臭气四溢，所以男士小解多数到天井或后院转过身去，对着院墙角或下水阴沟方便，成为习惯就约定成俗了。到七十年代，上海人还是在弄堂里“转过身去就尿”的，背后男男女女人来人往皆不以为怪。后来进步一点，“禁止随地小便”，就在弄里砌个尿池，二侧有半人高的挡墙，“转过身去”即可。在苏州的小巷里，尿池也不必有，地面是石子路，渗水性好，“尿不湿”。

      明末戏剧家李渔（笠翁）在“闲情偶寄”一书中讲到，为了避免因上厕所而打断文思妙想，他在书房旁的墙上凿一小孔，穿过一节竹子，直通墙外，有不出门即可方便之妙。这是有记载的中国式尿斗。

男士晚间方便用“夜壶”，至今上海人仍把床头柜叫“夜壶箱”，过去是放夜壶的地方，夜壶一般用陶瓷制成，如今只能在医院里才能见到了，搪瓷做的，缺少质感。苏州人调侃某人学问大就称其为“夜壶”---- “一肚皮的书”（吴语“书”“尿”同音）。

        当年北方人到江南出差常为小便问题苦恼，有的北方人“转过身去”却尿不出来，心理性尿潴留。记得有北方同事说，在上海为小便专乘几站公交车去找公厕的，真是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963年我进清华，有一天在新水利馆的制图教室做制图作业，中间去洗手间方便。新水的厕所是里外套间的，外间“真的洗手”，里间是便池。只见外间有位三十出头的女工在洗拖把，我毫不介意，直进里间“转过身去”，岂料出来时她指我破口大骂“流氓！”“不要脸！”连珠炮般猛轰一通，骂得我不知所措，灰头土脸，结结巴巴，直想说“真要耍流氓，年令也不般配呀！”幸而她只是骂骂而已，没有“扭送校卫队”。为此事我郁闷多日，才知南北方风俗差异之大。未过几月，去农村支农“拔麦子”，从郊外村子穿行，见到三十来岁的村妇，TOPLESS 站在大门口旁若无人，又大吃一惊，北方妇人是比南方开放，还是保守？一头雾水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5年我去印度，在新德里城郊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片“闲杂”人群，无所事事，在路边木立，满地垃圾，随处可见转身即尿的景观，即使在新德里整洁的市中心，公交车站旁也能见到“转过身去”的面壁者，仅从这点，我觉得印度落后中国三十年。

       中国的旧式马桶都是红漆刷的，鼓状，敦实可爱，盖上雕刻花纹，描以金漆。以前人家嫁女儿的嫁妆中，必备马桶，内装花生红枣，取意“早生贵子”“儿女齐全”。事实上当时产妇分娩，有的就坐在马桶上，顺利的话，孩子就从马桶里拎出来了。当年有种发型就叫“马桶盖”，没有渐变，黑白分明，小学蒙童，农村生产队会计，流行此发式。

       倒马桶是江南一带的风俗画，算得上一景，每天拂晓，农民挑着粪担，或拉着粪车来收粪水，与北方的茅房干掏不同，南方都收“稀的”，一担担挑到河边，集中于粪船上，运回乡下。江南水乡城里到处是河道，四通八达。马桶倒空后，主妇们就用竹刷，加些水，放几十粒蚝蚶壳，涮将起来。“哗哗”之声，刹是热闹，清晨之都市交响乐“喜涮涮”，满城尽闻刷刷声。我在“似水流年之二中岁月”里写到过，当年通宵大炼钢铁，“到第二天凌晨，人困马乏，在晓风残月下回家……把沿街家家户户放在路边的马桶都换了盖，张冠李戴，扬长而去。”写得颇有诗意，实乃恶少行为，在当时是“粪缸里扔石头”，会激起公粪（愤）的。

       北宋大诗人黄庭坚是位孝子，他每天晨起必为其母刷洗马桶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后来做了官仍然乐此不疲，认为子女尽孝不能容他人替代，此行成为历史上“二十四孝”之一。北京五，六十年代有位掏粪工人时传祥，因掏粪当了全国劳动模范，后来文革又被打翻，成了“粪霸”，得此名号，留到今天会有不小的商业价值。到六，七十年代文革时期，打扫厕所就两极分化了，一极是“黑邦分子”“牛鬼蛇神”，专事厕所里的活计，作为一种惩罚手段，改造工具。另一极是“学雷锋积极分子”，主动去清扫厕所，表现为政治觉悟。当年很多公厕是“遍地黄金”无法下脚的，这两极都不容易，都称得上好公仆。七十年代初我在秦岭山中的三线厂工作，百十名大学生云集于此当工人，接受“再教育”。当时有一位大学生就天天主动去清扫茅房，对他行为的看法也是两极分化的，一极认为他思想红，毛选学得好，是标杆，另一极认为此乃“司马昭之心”，想“入党做官”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各有所见，茅房干净了是真的。未二年，此老兄由“毛选学习积极分子”进而“全厂标兵”，进而入党，进而升任副厂长，一路青云，然而终不如黄庭坚，未能数年如一日坚持下去，虽虎头蛇尾，还是感谢他当年的辛劳。

        听企业管理课程时，有一个案例，说日本某知名大企业的一位女高管，初入公司首份工作是清扫厕所，她把厕所打理得一尘不染，瓷砖面光可照人，尤其使人震撼的是她可从清洁过的马桶里取水喝下去。其敬业精神，职业素养可见一斑。听到此说，不由想起战国时代的越王勾践，他曾亲尝吴王的粪便，把政治伎俩引进厕所，套用当年惯用的说法，厕所里边也有政治啊！

        有位商界的日本朋友，有一次和我喝酒聊天，酒酣之际说他评价一个企业首先看其厕所，如果厕所井井有条，清洁干爽，此企业管理不会太差，如果厕所臭气冲天，无法踏足，此企业管理一定混乱，不必再看。此说颇有见地，此后我管企业对厕所卫生分外留意。厕所里边也有管理文化！

        七十年代前，国内盖的住宅多数是“筒子楼”，每层数十户人家，共用一，二间厕所。多数市民到九十年代后才过上“煤卫独用”的日子。筒子楼多数是“清水砖墙”，或红或灰，到筒子楼找厕所有诀窍，不必进楼，从外面一看便知，厕所位置的外墙上都有一大块白色尿斑，相当醒目，是渗出沉积的尿碱，此法曾屡试不爽。

      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，中国人在厕所文化方面真是进步了，换了人间。不说家里，城里有的公厕建得美仑美焕，达到星级水平。七，八十年代时，北京西四新华书店对角线上有片灰黑色的平房，有一户的墙上写有几个大字“此处不是厕所！！！”仔细一看，此屋外观，格局的确像极了街头的公厕，估计此户人家深为误闯者所苦，字里行间无奈和气愤之情四溢。而今有些公厕，不仅旧貌换新颜，而且富丽堂皇，真该写上“此处真是厕所！”否则路人往往踌躇不敢进入。厕所也大有可忆苦思甜之处。

        厕所里有政治有管理有人生当然也有经济，不只是收费厕所的五毛，一元，早年的公厕往往由农民承包，所有有机肥归承包者。当年全国农业学大寨，去大寨参观者如同朝圣，川流不息，有不服者称，这么多人每天给大寨贡献多少肥料，胜似化肥厂！算上了经济账。在网上还看到过报导说某些黄金首饰加工厂的厕所都有专人包下，重兵把守，黄金粉尘被工人吸入肚内，大便内都含金粉，承包者把粪便晒干，像沙里淘金一样可淘出可观的黄金。反正英雄不问来历，黄金不问出处。此事未考真伪，而上海八十年代时，药厂广收人尿是亲眼所见，许多公厕尿池换为尿桶，上印某药厂名号，收集尿液提取药物。厕所与制药事业挂上了钩。

        本草纲目里讲到童子尿可治某些病，八十年代又传来日本的养生新法，清晨喝自己的尿液，“全回流”有益健康，和“鸡血疗法”一样喧哗一阵就没了声息。曾看过一则笑话，有人腹泻不止，苦不堪言，求助于某名医，名医指点他从拉马粪的车上，在后档板上切一块木头，烧灰煎服，有神效。问作何解，答称“那一大车粪都能挡住，还挡不了你那点儿？”

        抽水马桶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，意义难以估量，使茅房得以进楼，卫生而方便，如果没有抽水马桶现代大都市不可能有今日之规模，也不会有高楼大厦，不能想象在几十层的高楼里人们拎着马桶上上下下。厕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，也不乏高科技之应用。马桶还可以服务于民主，美国有一小镇，为让全镇居民都表达民意，约定某晚某时进行电视选举，每位候选人出镜时，如想选他就去拉一下抽水马桶，根据水塔水位的变化大小，确定谁可当选，美国佬可能会有此种创意，并老老实实不会去拉二下，三下。

        四，五十年代，很多人对于抽水马桶还是“不识澡豆”的，前一时热播的电视剧“潜伏”里，翠萍刚进城，要上茅房，余则成带她上“卫生间”，她退出来说要去“茅房”！余只好苦笑，进去如此这般一番。49年解放大城市，据说有的农村兵真没见过“卫生间”，有误把马桶当脸盆的。当时苏州有个评弹艺人把这当“噱头”在台上放了出来，被戴上“坏分子”帽子。幽默要讲场合，阶级斗争不讲幽默。

        日本人曾对抽水马桶进一步用高科技改进创新，十多年前我去日本，发现酒店里的马桶旁都有个扶手似的控制板，有许多按键，便后会自动伸出个小喷嘴，喷水净身，水温，冲力，方向都可调。此物我事前虽有所闻，第一次用时还是惊得跳了起来。不知为何此高科技未能在全球流行开来，有位同学曾想做这生意引入国内，也没有下文。看来未被大家接受，有些事人们还是宁可亲力亲为的。如今抽水马桶的改进迈入环保时代，以节水为目标，做得最超前而彻底的要数香港，早就设专用管道用海水冲马桶。

        上月中我携家去北京，曾同游清华园，在礼堂前都想去洗手间，我带领直往阶梯教室后面，一看那个厕所还在，但已改头换面，外观整得看不出是厕所了，若非老马识途，很容易错过。

        要说人生最畅意的时刻，除了“洞房花烛夜”“金榜题名时”，我想憋急了尿而终于找到厕所，得以释放那一刻也该居其一！ 

顾耀文  2009年8月

顾耀文：似水流年之水木清华（下）

水火之间

1967年初，上海暴发“一月革命”，经过上年红卫兵大串联，文革之火终于由学校烧到社会，转化为各省市，各工业企业的夺权斗争，由文化而转为政治。“四人帮”的王洪文就从那时崭露头角。火势也漫延到远在大西北玉门关外的戈壁滩上，那里有我国的核工业基地。工程物理系与核工业对口关联，基地的造反派自然的找上我们，请我们去大西北声援他们“革命造反”。当时，清华“井冈山”就是“上方宝剑”，请到几个当“外援”，即可大振声威，何况那是个消息非常闭塞之地。

那天下午，天色阴沉，似要下雪。二机部造反派调来一辆汽车，请我们十几位同学去二机部声援他们“揪”部长刘杰，要把刘杰带到西北去批斗。一行几十人直冲进二机部的大会议室，刘杰正在主持部领导成员开会。刘杰是我国发展核工业的有功之臣，看上去却是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头，与看传达室的大爷没多大差别。那时基地职工得“肝炎”的比例远高于常规，后来知道是放射性物质防护不足造成的。二十年后，听曾在核基地工作过的人讲，他们有不少同事和战友永远长眠于当地的烈士陵园中。战争会死人，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死人，只是没那么血肉横飞而已。当时群众就把怨气和愤怒都对准了刘杰，欲揪回去斗之而后快。

刘杰的高层会议被冲散了，被造反的工人团团围住，纷乱中只见刘杰的翻毛绒帽子滚落到地上。我注视着这顶再普通不过的帽子，不慌不忙，慢悠悠，孤伶伶地滚出了六七米远，直到会议室门边，无奈地转了两圈，扒在地上，无人理会，对刘杰的一丝恻隐之心油然而起。还有一个人也在注视这顶帽子，就是在我身前坐着的付部长钱三强，他发现我也在注意这顶帽子，扭头对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人皆有恻隐向善之心，此一笑使我心里一震，尽在不言中。那时节，再高的官都戴高帽，被揪斗，何况一个部长。

我们一起搭乘基地的专列来到玉门关外，来到那并非海市蜃楼的小城，经过一番调研，支持了比较温和，群众基础好的一派，与引我们入厂的那派不欢而散，分道扬镳。那里的员工收入都较高，不差钱，但生活闭塞单调，我们离开时纷纷塞钱在我们手上，要我们买北京的小报寄给他们，有种对信息强烈的饥渴。当年有些干部确实“天高皇帝远”关起门当“土皇帝”，民皆恨之。

回到北京，已过了春节。得知我祖母于年三十过世了，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毕业，她养育我整整八年，而且为我准备好大学六年的生活费用，临终我却不在身边，锥心之痛毕生难忘。每年回去只能为她擦拭骨灰盒，（那时公墓被毁，已无葬身之地，存放于家中多年），也擦不去心中之遗憾。

六七年春，发生所谓“二月逆流”，反映老帅们对文革的极度不满，然而刘少奇大势已去，几乎成为定局。一月初清华“捉鬼队”将王光美从中南海骗出，在西操场初次批斗之后，于四月上旬，“清华井冈山”再次在清华东区主楼前批斗王光美，各路英雄云集清华，数十万之众，人山人海，“一时多少豪杰”，似乎江湖上的“屠龙大会”。王光美被套上旗袍，挂上几十个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，尤如鲁智深的大佛珠，成了真人漫画秀。在工作组撤走前，王光美曾到各食堂给每位学生打过菜，虽说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，如此对她实在有失厚道，毕竟还是国家“第一夫人”。那天“清华井冈山”达到鼎盛之极点，盛极而衰，没几天，“四一四”成立，从此分裂为“老团”“老四”两大派，开始一年多的内战。

“四一四”的出现，有路线之争，有权力之争，有思潮之争，颇费思量。回头看，当时蒋南翔是被“端”出来的，对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并没真正解决，不可避免有一场思想交锋，这也是“四一四”那边中层干部较多的原因。而这一争论的结论，又必然逻辑地导出文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问题，恰恰这个问题是不容怀疑的。这种“难于启齿”使老四在运动方向上一直强调抓“二小撮”，抓“右派翻天”，猛攻“出身”较软的“红教工”等教师组织。后来周泉缨的“四一四思潮必胜”真的亮出了旗帜，他就被送进了监狱。

“物九”的老团成立了跨班的战斗组，叫“契卡”，0字班的叫“第二契卡”，名字虽带“恐怖”色彩，行事还较为理性，后成为清华团派的“名牌”战斗组。曾经写过些较有影响的文章如“红线与黑线”等，冷静地讨论教育界十七年的主色问题，用的“公理”当然是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一系列批评和指示，点明了两派之争背后的要害。不久一些跨系的理论班子成立了，我们和“打落水狗”“倚天剑”等几个组组成“向东航学习班”，成为“老团”的“智囊”。当派性越来越强时，理性就一天天走弱，理性被派性绑架，就像今日台湾的“蓝-绿”，只有颜色，没了是非。

到六七年夏季，全国一片造反夺权之声，权力出现真空，到处分裂成两大派。参与“支左”的军队也分成两派，一般野战军多数支持造反派，如河南“二七公社”，湖南“湘江风雷”，湖北“百万雄师”等，地方军分区多支持保守派，这很自然，朝夕相处，他们与地方政府联系更多些。两派水火不容，针锋相对，终于走向“政治的最高形式”武斗。由大刀长矛，到步枪机枪，大炮坦克，十八般武器全部登场。此时虽已停止“大串联”，但兵团总部仍会组织些“小分队”四出了解各地情况。七月“打落水狗”准备去湖南，约请郑则经和我同往，我们也欣然愿往，但总部说另需派人去武汉，正有两张武汉车票，就拟去武汉，未过一天，陈继芳说要我们去河南，结果弃武汉而取郑州，同行的有机械系“精六”的杨军，外号“铁公鸡”，实际是位江南淑女，性格泼辣，天生当“大姐”的，还有广播台的“喇叭花”靳玉琴等共五，六人。

当时河南的武斗已相当惨烈，残酷，尤其开封打得最惨，一些血腥的现场照片触目惊心。我们到了郑州，巩县，洛阳，与三十八军的野战师在一起，他们倾向“二七公社”，受到贵宾式的礼遇。后来回郑州，与当地造反派接触，了解当地情况，也介绍北京动态。一天夜晚，我与郑则经外出回郑州大学，穿越一小树林即是住地，突然“叭”的一声，猛觉腿上被鞭梢狠抽一下，顿时无法站立，“哎哟，不好！”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“好像踩地雷了，快跑！”两个人三条腿连蹦带跳冲出林子到宿舍楼，灯光下一看，才知左膝中弹了。马上找来汽车送往河南省人民医院，拍片后看到子弹正在膝关节中间，半月瓣之后，斜穿进去“歪打正着”。立即手术，主刀的医生是位胖老头，“反动权威”模样，技术上却给人安全感。所谓“主刀”是仅他一人，护士也没有。他让我躺上手术台，白布单上血迹斑斑，像块砧板。情急之下请杨军，靳玉琴充任临时护士，拿盐水瓶，刀具盘伺候在侧。她俩是扭着头环顾左右而完成“规定动作”的，“目不忍睹”，很利索取出子弹，给我留着“纪念”。在郑州养伤数日，有时男生不在，靠“铁公鸡”把我背上背下，难为了她。

回到北京，才得知“打落水狗”的李磊落在常德中弹身亡，他是站在卡车驾驶室外，用身体保护司机冲出封锁线时遇难的，他出身不好，用生命证明了自己，岂料这是场错误的“战争”！另一位朱以文腹部中弹，侥幸而回。去武汉的两位，肖化时同学在“7.20事件”中被排山倒海的人群挤进长江而遇难，当时，有人谣传“毛主席来了”，引起混乱，人像下饺子似的前赴后继往江里挤落，会游泳也伸展不开。那个时期生命真如朝露。

学校里两派对峙，僵持不下，同学间尚相安无事，运动停滞不前，气氛沉闷无聊，期间复了几天课，都是心不在焉。68年元旦，我回了次家，见到父亲眼角青紫，发型改成“板寸头”。在我记忆里，他是很在意发式，从不剪“板寸”的，显然是受过“冲击”，家也抄了。据说他曾找我姑母们打招呼，说他暂时不会去她们家走动，不用担心，他不会自杀，因为有一家子要养活。父亲从不干涉我的事，对我受伤之事只是婉转地说了句：“要是子弹再高二尺会是什么后果？”我回答：“要是偏左右二尺就没事了。”话虽如此，再回清华园，对运动已感到厌倦，开始“逍遥”起来，无聊就到“学习班”看看书，聊聊天，打发日子。

三月尾，同组同学说我“革命意志衰退”，不能消沉，正好“罗文李饶”专案组整出不少材料，要人去写批判文章，让我到专案组去看材料。专案组在长城脚下的“三堡”，是清华的一所疗养院，一起去的有土建系的华晓和动力系的王鹰，王是北京高校花样滑冰冠军，主演过冰上芭蕾“白毛女”，大眼大嘴宽肩，“现代美女”，大大咧咧，又带点“骄傲公主”的气质，曾见她随手拿只洗脚脸盆，垫张写大字报的黄纸打饭回来大家吃。“罗文李饶”是派战中“老团”攻“老四”的“重磅炮弹”，案涉对文革的看法。中国人搞刑讯逼供可算源远流长，司马迁二千年前就写过“酷吏”传，还为中国语言供献了一个成语“请君入瓮”。在自然界生灵中，也只有人类对同类如此残忍，并能找出“正义”外衣的。专案组戒备森严，由学校体育代表队的彪形大汉做警卫。久搞专案的人，可能都有点“虐待狂”，“心太软”的干不了。王鹰那样的显然与环境不协调，住了十来天就一起回学校了。就在离开的这几天里，清华百日武斗拉开帷幕，我住的八号楼宿舍已被老四占据。武斗开始那天，力九的沈惠川把我的行李铺盖都搬到一号楼五楼的一间屋里，那是研究生住的，有些空房。一号楼是逍遥派的天堂，位于最北边，非军事区。

我们系的老团部队占了新航空馆，老团的“总部办公室”设在那里，主任是段永基。“总办”办了份油印的“井冈山通讯”，我从初中到高中同学六年的一位女同学也在那里做“文员”，上初中时我坐在她后面，有时上课无聊就玩她的辫子，常被她“秀眉横竖”“杏眼圆睁”，以至大了都不敢有“非份之想”。我常过去串门，用钢锯在砂轮上打了把漂亮的匕首，又用它砍来树杈做了个精致的弹弓，小时候家里不让玩弹弓，这回算遂了“宿愿”补了“缺憾”。

同室操戈

五月三十日那天，团四之间上演了一场“百日武斗”中最为血腥的战争。一年前“老团”要成立“革委会”，被老四搅了局，时逢周年，要出口“恶气”。进攻目标是东区浴室，在九饭厅背后，三面都是开宽空地。雨果在“九三年”里写到拿破仑在滑铁卢那个倒楣的早晨，当时法军发起冲击，要越过一条深沟，事先准备了跨过深沟的木梯，到时才发现短了一截，贻误了战机，终成大败。这个错误在“5.30”被“老团”重演，上浴室偷袭的梯子短了一米，突袭变成攻坚，付出惨重代价，这是“要命的”一米。

那天早晨双方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，玻璃瓶的“燃烧弹”，有二个“战区”，浴室是主战场，东面靠东操场阻挡老四援军的是第二战场，逍遥派“观战团”在西边十饭厅前，我们系的“老团”在五号楼后面离浴室几十米做“第二梯队”，我也在那儿“客串”。浴室是二层建筑但楼层较高。进攻者从两个方向往房顶攻，拼杀中不少人从云梯上或房顶掉下来，运气好的掂掂脚，伸伸腿就没事了，摔得不巧的可性命相关，其中段洪水因摔伤头部，脑水肿身亡，足球队的时作隆摔成高位截瘫，残疾终身，东操场那边的许恭生在阻击时遇对方“土坦克”，后退时殿后，不慎绊倒，被对方十来条长矛刺中，致命一枪是刺断股动脉，当时当“卫生员”的女同学没有经验，又羞于撕开裤子，到医院已失血过多，无力回天。他是个“遗腹子”，高校击剑冠军，所使长矛不像别人的长达二米，只有齐眉高，全不锈钢的。我们年级的周剑秋，在老四的“土坦克”里，被“燃烧弹”烧伤，破了书生清秀之相。这一仗没有赢家，事后老团成了“哀兵”。回顾文革中英年早逝的那些同学，其献身之“事业”固然已成荒诞无谓，其牺牲之精神每常使人扼腕叹息。俗话说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男儿的热血更不可轻抛，要珍爱生命，免遭挥霍。赵本山给国人普及了一个很好的概念“忽悠”，当有人以“崇高”“正义”“民族”之类旗帜要你“献身”时，务必以人类最普世的价值掂量一番，看看是否合乎“天下人”之人性，合乎“真善美”。

“5.30”后，冷兵器渐渐转向热兵器，双方反有所收敛，未有大战。当时老四占据二校门东的“机械馆”，老团占据西侧的“一教楼”，每日按时对骂，骂完再互以大弹弓轰击，尤如金门厦门之间，还常有看客在“二校门”（当时已不存在，变成毛主席塑像）前面观战，如看网球比赛。其时我仍住一号楼，同室住进一位上海复旦逃过来的周谷声，外号“蟹兄”，盖因长着“蟹形脸”，他是复旦“炮司”的“副司令”，因炮打张春桥被列为“胡守钧反革命集团”，来京上访。文革中老团对张春桥和康生始终不怀好感，或因其奸相太形于色。许多年后“蟹兄”在纽约经营“出国人员礼品店”。当时一号楼有不少外来的“流亡者”，“观看”武斗，打牌，下棋，聊天，谈恋爱，好不热闹。也是在那里，我遇见了后来的首任妻子，她是附中高中学生，因被其父亲单位一派追杀，流亡在此当“难民”。 桃之夭夭，窈窕淑女，相看俨然，凭般腼腆，偶尔拨弄一把提琴，“未成曲调先有情”。当时有年长的同学问我：何不趁在校解决“个人问题”，我说婚姻是缘分，缘到自成，何用刻意“解决”，没当回事。毕业离开后听她好友说起，她曾因我烦恼，冒雨赶到城里，独自灌了一瓶啤酒。此说立时把我击倒，堕入情网，啤酒，外观清新沁人，内却热情似火，给人清凉中的沉醉……

不久，工物系的老团们“调防”到了“乙所”，“甲所”“乙所”旧清华时是校长的住处，一层的别墅，面对一大片茵茵绿草，景色宜人，逍遥之余常去串门聊天。至六月间，“老团”已将“老四”的“科学馆”团团包围，切断了联系，成为“孤城”。得到情报说老四在“科学馆”和“机械馆”之间双向对挖地道，此两处相距有二三百米，工程不小。为找出地道，老团在“一教楼”后垂直方向上挖了条一米多深的战壕，通往“土建系馆”，晚上夜深人静，在战壕里埋上水缸，扒地静听，这是从电影“地道战”学的。我系刘尚培在一教的“前哨广播台”，曾跟他一起试着“监听”一会，这要有钓鱼的耐性，还要能忍蚊叮虫咬。某日，传来消息说成功破了老四的地道，原来老四挖地道的动静终于被发现，他们在听清楚挖过战壕数米之后才引爆炸药，把地下的“工兵”堵在了死胡同里，等把人挖出来，惊魂未定，如同泥猴，只剩牙齿和两眼“骨碌碌”有点白色。就战术而言这次行动可算“经典”，好在双方未有任何伤亡。在这样的“大好形势”下，老团遭遇了“七二七”。

“七二七”意味着毛泽东要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了，“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。”但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。

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上午，北京几十所工厂的数万工人开进清华园，分成几路，一边游行高呼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，一边强行拆除武斗的工事。在深陷派性之中的老团看来，这是“黑手”来为老四解围了。于是发生激烈的对抗。当时我正在“乙所”，只见不远的“善斋”前面，总部的任传钟带一群人拿长矛正与工宣队对峙，往对方扔墨水弹，工宣队不少是在上班的大叔阿姨，白衬衣成了花衣服。有的工厂自己才结束武斗不久，也不乏好战技痒之士，用棍棒相对。

“乙所”没有工事，但要来收缴武器，发生争执，有人粗暴的抓住女同学“鬼妹”的头发往墙上撞，引发男生的怒火。傍晚，大队工人已退去，各处工事一片狼籍，听说东区有人扔了手榴弹，老团们悲愤交集，一心要揪出“幕后黑手”。晚上工物系和电机系一百多人聚集在“乙所”前，接受总部的一项紧急任务，夺回“9003”。

“9003”是机械系一栋新楼，位于东区主楼外，里面有不少精密机床，是老团的“兵工厂”，工宣队把临时指挥部设在那里，白天抓了一些老团的人也关在里面。为了救人，更要防“黑手”把它交给老四，当夜一定要将其夺回。“存亡之秋”我“义无反顾”参加了这一回“武斗”。当夜月黑风高，清华园里清寂无声，百多人扛着长矛，悄无声息，沿通往清华附小的林间小道，婉延蛇行，来到“9003”前五十米的铁丝网下。“9003”在东区校园以外，四周围有铁丝网，楼前五十米开阔地带停着工宣队几十辆车，楼前的大台阶直达二楼，总共楼高四层。当时商定战术，不可纠缠恋战，直冲上四楼，然后逐层往下赶人，以取回大楼为目的。

一声令下，形如脱兔，猛扑过去。发现来袭，楼前几十台车突然大灯齐明，如同白昼，直晃人眼。顷刻间人已冲上台阶，那情景与电影“列宁在一九一八”进攻冬宫无异。一二回合把零星的抵挡者逼回一边，没几分钟就上了四楼，却发现各室一片漆黑，悄然无声，室门紧闭。撞开房门，骇然发现每室都有一二十人聚成一团。我们高喊“请大家出来！出去就不会伤害你们。”于是，屋里的人成群手挽手簇拥着走了出来，有的还高唱“国际歌”，作大义凛然状。总觉得是在看电影，其实人生不就如一场电影，如梦如幻如光如影吗？不到一小时，夺回大楼，与被抓的同学相逢，兴奋之情不可名状。发现工宣队留下成箱的面包，点心，水果，香烟，够吃上一星期的，连夜构建工事，把楼梯都用家具堵死。就在那晚我试着抽了第一支烟。

工宣队没有撤，在楼外把大楼包围起来。与一小时前比双方仅交换了场地，半夜下起一场不小的雨，不禁有些可怜雨里的人。楼里和外面的消息全断了，电话不通，只能听“井冈山广播台”的广播，而许多学生那晚逃离了清华，谁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。毛泽东于“7.27”深夜在人大会堂召见学生领袖，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领导，却找不到蒯大富。28日楼外的人和车越来越多，双方相持不下。下午工宣队开始广播凌晨接见的一些指示，包括林彪说的“再不投降要予以歼灭”。为了与总部联系，只能用广播报送“数字密码”，两边约定一本书，报出数字即该书的某页某行某字，一查便知。需要有个人出去送“密电码”，通知对方用哪本书。我荣幸被选为这“秘密交通员”，可能我长得斯文，不像“暴徒”。29日清晨，我从楼后的小门溜出去，钻出野草丛生的铁丝网，来到通南校门的那条路上，过了此路就可从树林中走了，就在此时碰见了工宣队的流动岗哨。他们在十余米外叫住了我，正在危急关头，路东职工住的红砖平房里走出一位工人，好像是“工总司”的，有点认识我，他见状忙走上来一把拉住我说“是我们家的”，把我领到屋里，什么也没问就出门去看动静，不一会回来说“可以走了”，顺手拿顶旧草帽扣我头上，送我出门。我不知为什么赠我草帽，可能电影“小兵张嘎”“平原游击队”里武工队进城都戴顶破草帽吧。此后一路无阻到“化学馆”找到邢晓光，“闷上心头嗑睡多”他还在睡觉，把书名告诉他，任务宣告完成。从“化学馆”出来，在楼前的丁香花树下碰到“黄毛”（雅岚），问我何往，答：“9003”，她说“别去了，很危险”，我说：“弟兄们都在里面，岂能独善，一定要回去。”挥手道别，虽是夏天，却有点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味道。

一路顺利回到“9003”，下午总部广播通知我们勿动静候，正在和谢富治为首的市革委谈判，当晚又通告达成了协议，第二天上午空手撤出“9003”，“和平解放”。第二天，楼前开来几辆军用卡车，上百名解放军战士分两队左右夹道保护，把围楼的工宣队挡开，让我们鱼贯而出上了车，没有他们可能会挨不少“冷拳”。卡车送我们到“明斋”前面，下车与总部的人会师后作鸟兽散。工宣队终于完成了对全校的“占领”，也开始了全国“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”的新一章。“红卫兵”谢幕了。

出来后才知道工宣队是毛主席派的，“斗批改”要靠工人阶级来完成。毕业后到工厂，和外地大学的毕业生讲起“727”，他们说“闯祸的是你们，受罚的是我们”，当地有的工宣队让全体学生在操场罚跪半天谢罪，分配时有恋爱关系的，天南海北，有一对拆一对。“727”那天到底有多少伤亡，始终没见到确切的数字。

梦醒时分

八月初，学校显得寂寞冷清，没多少学生。我们一帮难兄难弟十多人到燕山山脉的最高峰“百花山”逍遥一番，散心解闷。武斗时剩有一些“粮草”，面条，腊肉等正可用上。虽是盛夏，山上很凉，在山顶露宿，男女生分别以两块巨石为床，被子上铺塑料布，第二天能倒出半盆露水来。夜晚，天色那么清朗，满天的星星近得触手可及，万籁无声，与世隔绝，什么烦恼都留在地上与我们无关了，也许这就是在“天堂”里的感觉？舞蹈队的薛铮情不自禁在岩石上独舞起来。那时山下的民兵封山，防堵“流窜”的学生，煮饭只能躲在山沟里，不能露出火光，紧张而刺激。

三四天后回到学校，我仍住一号楼，六字班的郑则经毕业分配了，有工资，离校前他“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”，请大家上颐和园游泳戏耍，豪饮啤酒，快活了一阵。

八月初毛主席给工宣队送“芒果”，突显了对工宣队的支持，并寄于厚望。在全国掀起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热潮，各大专院校，科研机关都入驻工宣队。逐步稳住了全国的无政府混乱局面，要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“斗批改”的任务。实际上工宣队的核心是军宣队，各个企业的大联合都是派驻了军宣队才成立革委会的，“全国山河一片红”时，军队实际上掌控了各级行政之实权。四十年后看到“吴法宪回忆录”，说到当年全国各地实权落到军方手里，江青，张春桥等在主席面前颇有微词，这是毛泽东对林彪削权的起因。

清华各系各班同学重新由工宣队召集到一起，大家又回到自己班上，每天组织学习，批“派性”，检查武斗和驱赶工宣队的错误。背诵“老三篇”，并开始传教跳“忠字舞”。我在上海上小学时是舞蹈“小明星”，以后十多年没跳过，未想这点“童子功”变成的“细胞”还在，一出手即成“舞林高手”，后来毕业到工厂几乎成为“专业”，一年有半年在“文艺宣传队”四出演出。苹果电脑创始人JOBS说过，生活中有些孤立的点，你不可能从这个点上看到将来，只有回头看时，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，要相信这些点迟早会连接到一起。他大学时退学了，无聊中选修了一段书法课，十年后，设计第一台电脑时，把各种漂亮的文字版式放进了电脑。才有今天那么多字体的选择。

我们系的工宣队是新华印刷厂的，属毛主席当作典型抓的“六厂”之一。每天带领大家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，斗私批修。每天开饭，开会，无数次挥动“红宝书”，高呼“敬祝毛主席万寿万疆，万寿万疆！林副统帅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！”听说外地有些城市，对当地的“一把手”也要表示敬意，还要加呼“某某主任身体健康，适度健康！”

安静没多久，我们年级发生了一起严重的“反标事件”，搞得人心慌慌。起因是有人在桌子上乱涂鸦，写了一句“毛主席挥手我前进”，又有谁写了句“将一事无成”。也不知鸡和蛋谁为先，反正发生“追尾”撞在一起事就大了。查了半天，揪出了孙乃雨，成了全年级批斗对象。可能他在那位子坐过，或也曾涂过，更重要是他父母在美国，据说是学汽车制造的，于是推论出“给美帝制造坦克”“镇压越南人民”，有此阶级斗争背景，孙乃雨千口难辩，此事后因缺乏实证而不了了之，孙却很受了阵罪。

还有位同学陈治国，因家乡“莫须有”的纠葛被整，工作组时他挨整摸过电门，这回又在二号楼从五楼跳下来，竟未受大伤，自己走了回来，愿他“必有后福”。文革中自杀者多不胜数，有位体操队的“反动学生”，从二号楼五楼的平台上助跑跃下，在空中还做了个 “空翻”，生命的最后几秒还在追寻“美”。这样的生命为什么要夭折呢？

终于有消息说要让我们提前半年毕业分配了，学制由六年减为五年半，元旦前报到。计委把分配方案下达后，工宣队认为“太好”，不够艰苦，要“四个面向”，向边疆，向基层……退回去重做。结果我们这届是分得最惨的。三分之二的同学因家庭情况变化进不了核工业系统，转分其他部门，有的先分到县里再“二次分配”，有的分到烟花爆竹厂生产爆竹，也算与核物理对口，都与“爆炸”有关，有的到卷烟厂做香烟。到分配才知道有同学的父亲或母亲在运动中自杀了，这样的家庭惨变，他们一直默默忍受着。

我分到化工部在陕西凤县的红星化工厂，在秦岭之中，属“大三线”，与同学比，不上不下，不远不近，不城不乡。当今中外教育体系都兼有两个功能，一是培养学生，二是筛选学生，小学，中学，大学一路筛选，一流大学是由一流老师和一流学生造就的，把最好的种子发配到最下层，岂非“逆向淘汰”？

快毕业时，同室的周伟雄说，“快分别了，写首诗做个留念吧。”我对古体诗词只知点皮毛，没什么训练，但心有所感，就写了首“浮萍”相赠：

来去匆匆似梦游，  衰萍点点起秋愁。

伶丁自恨无根底，  沉浮惊感处急流。

大浪三翻摧一统，  长风万里撒九州。

任凭霜雪千回打，  不思春江绿水柔。

居然有不少校内外的同学步韵相和的，都是一样的感受。

由于派性对立，没什么道别活动，大家各走各的，全班在二校门旧址，新立的毛主席塑像前合照了张集体相，“挥一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”。其实同学关系是最纯朴，最没功利的关系，却变得水火不容，及到社会，才知什么老团老四，彼此彼此，都是“老九”。

工宣队给大家发了临时毕业证书，过了好几年才回学校换成正式的证书。1940年我父亲也是先拿了张西南联大的临时证书，一年后才拿到清华的证书，前者虽是在信笺上用毛笔手写的，却字字神秀，笔笔锋芒，工工整整，足可当书法作品留存。

三十年后，同学们回校重聚，每人介绍毕业后的经历。有些同学原以为自己历经磨难，特别不幸，一讲才知道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不幸，是整代人的苦难。托尔斯泰说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我们这代人的不幸却也是相似的。

68年12月底，一个阴雨天的下午，黄昏来得格外早，我和苏玉林等几个登上往四川的火车，“同窗”的还有“力九”的沈惠川和叶志江，只见叶公与所爱依依惜别，酸酸楚楚，除了迷茫和惆怅，还多了两行“离人泪”。清华的六年结束了，当年进来时揣着理想和信仰，今日走开时带着遗憾和怀疑，六年水木清华的浸润，是让人糊涂了？还是清醒了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顾耀文  二○○九年五月

有些情节参考物九张比同学“回忆录”提示。